陽明心學
這是我第二次籠統的梳理陽明心學,相比于第一次,算得上是往前又邁了一小步。之前,我只是對陽明心學的三個部分:心即理、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,至于其中更深層次的內容就不是很清楚了。像它們三者之間的聯系和異同,以及這些思想主張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產生的,僅僅只是一知半解。最近通過閱讀一些有關王陽明的著作,嘗試從更高的視角去解讀一下陽明心學。
心即理。對于“心學”更多的人喜歡稱之為“陸王心學”,陸九淵比王陽明早三百年率先提出“心即理,心外無物”的思想,所以大家會默認為王陽明推崇的“心即理”是對陸九淵思想的套用,或者說是出自陸九淵的主張。其實不然,王陽明所提出的“心即理”,是他波瀾壯闊一生的一個縮影,是他對自己人生的升華和總結。如果說陸九淵對他一點影響都沒有,我想那也不現實,充其量也就是十分之一的比重吧。
有三點為證,第一,在王陽明時代,也就是明朝中葉,陸九淵的思想學說遭受嚴重打壓,朝廷禁止討論陸學。在當時,儒生們基本都是以朱子學為主,但是,此時的朱子學已經不再是宋元時候那個模樣,在明朝中葉時期的朱子學中,“心”的地位越來越重,有點逐漸偏向心學的趨勢。當時朱子學派最為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陳獻章,他在朱子學的基礎上極力提倡“心學”。還有給予王陽明頂門一針的婁諒,他也是朱子學者,卻依然推崇心學,認可“心”的主導地位。上述的兩位大學者才是對王陽明學術影響最大的人,并不是陸九淵。第二,王陽明應該是從來都沒有關注過陸學,因為當王陽明格竹子失敗后,并沒有轉投陸學,甚至連嘗試的念頭都沒有。王陽明選擇了一頭扎進辭章、騎射、佛道二氏等異端學說,在不斷追尋成仙成道未果后,才轉過頭來研究儒學,慢慢開始堅信儒學才是追求圣人之道的唯一途徑。這個時候,王陽明已經31歲了,這離他格竹已經過去了十五年之久了。第三,從王陽明悟道后的表現來看,王陽明所提出的思想主張都是建設性的,開創性的,且都在陸九淵之上。王陽明論述的諸多觀點,陸九淵之前從未提及過,這就能看得出來,王陽明受陸九淵學說的影響寥寥無幾。故,綜上來看,王陽明提出的“心即理,心外無物”,更多是出于自己的總結和原創,并不是套用陸九淵的思想。
我認為王陽明提出“心即理”的作用就一個,從根本上確定了與朱熹“理學”的對立,王陽明之后提出的諸多思想主張都是與朱熹的觀點對立的(后面再討論)。“心即理”思想的的確確是后面諸多學說的理論前提,但是在實際應用上,遠不及“知行合一”的影響范圍大。因為“心即理”有一個非常難懂也是經常被搞混的解讀,就是“心外無理,心外無物”,那么這八個字怎么理解呢?
大家還記得“陽明看花”的故事嗎?“你未看此花時,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;你來看此花時,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。”首先,說實話,王陽明的思想從哲學上講真的是屬于主觀唯心主義,但那不是我們關心的要點。那么,王陽明為什么會說“你未看此花時,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”呢?這就要說到“格物致知”這個觀點了,王陽明與朱熹都提倡“格物致知”。因為這兩個人基本上所有的哲學主張都出自《大學》和《中庸》這兩本書,而《大學》開篇就來了個“三綱領,八條目”,“三綱領,八條目”詮釋的內容可以說得上是中國幾千年來儒生奮斗的唯一目標了。
同樣是“格物致知”,在朱熹和王陽明這二人面前表現的截然不同,所賦予的內涵也完全不一樣。朱熹提倡的“格物致知”,意為世間萬物(外物)各有其道理,所有單一的道理匯于一體即為一個“天理”(天理是唯一的),只要我們對外物的不斷“格它”,那么就有可能獲得最終的天理。朱熹要“格”的“物”,是實實在在的呈現在眼前的物體,物理上是客觀存在的。而王陽明所推崇的“格物致知”其實就是“格心”,王陽明眼中的“物”并不是真實存在的東西,而是由心產生的意志作用,也就是意念作用,任何外物都是內心虛構出來的表象。那么怎么理解王陽明推崇的“格物致知”呢?這其實就是陽明心學最核心的地方——良知。“格物致知”王陽明版本最核心的解讀就是:正心之不正,使其歸正,即為格物;歸正的心即為良知,故可理解為,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為了去除內心表面的雜念和私欲,以彰顯最光明的內心,光明的內心即為“良知”,也叫“天理”!所以說,王陽明所謂格的“物”就是自己不正的內心,任何實在的外物也只是本心意念作用的結果,故,任何“格物致知”都是在“格心”!格物的目的只有一個,那就是“致知”,也叫“致良知”!
知行合一。這是王陽明所有思想主張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觀點,中國和日本近五百年來受“知行合一”影響的名人絕不在少數。我之前也總結過有關“知行合一的”三層解讀:理論與實踐相結合;如果你知道了,但是你卻做不到,那不叫真知;如果你真的知道了,你就一定能做到;那么怎么代表你真的知道了,就是你真的做到了;跟著自己的良知做事,憑著良知做好每一件事就是知行合一。
那么知行合一究竟有哪些魅力,它是否真的如我們理解的那樣單純,這個思想究竟還有哪些更深層次的含義,我們一條條來分析。
對于“知行”的研究一直是宋明兩代儒學家的一個重要命題,而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朱熹和王陽明,朱熹推崇“先知后行”,而王陽明針鋒相對的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。朱熹認為,必須首先認清萬物之理,然后才能去實踐,否則實踐就會變得毫無根據,朱熹的這一觀點在當時被認為是常識,是絕對的真理。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后,貴州提學副史席書向王陽明請教“致知”和“力行”究竟是一層功夫還是兩層功夫。王陽明告訴他,知行本是一件事,切不可分作兩件事來看待,也就是“知行合一”。王陽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思想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,一開始沒人理解這種觀點,視“知行合一”為異端學說,后來經過王陽明的不斷解釋和教化,慢慢為大家接受。
兩個人之所以會提出如此不同的觀點,根本原因就是在于“理”是在外物還是在內心這個本質上的東西。朱熹推崇“心理二分,理在外物”,故他提出應該先究理后實踐,實踐必須依托理論的指引,這個是比較好理解的。王陽明在龍場悟道之后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說,原因在于只有“心即理”,“知行”才是“合一”的。他指出“知之真切篤實處,即是行;行之明覺精察處,即是知”,有行動的意識也是行,行的過程就是最通透的知。其實二者在主張上都有一些偏向,朱熹更偏向于“知”的功夫,而王陽明則更注重于“行”的功夫,所以會有很多人將“知行合一”稱之為“實踐哲學”。本質上講,看起來更加推崇“格物致知”的朱熹,其實是主張理論勝過實踐的保守派;相反,主張“心即理”的王陽明卻是實打實的實踐派。
在談及“知行合一”的時候,我習慣于將王陽明的另一個思想主張歸結于“知行合一”之下,那就是“事上煉”。“事上煉”表明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修行的最佳時機,越是艱難痛苦的環境越有助于完成對自己的升華和超越。“事上煉”可謂是對“知行合一”最完美的詮釋,同時也清晰的表明了王陽明對于實踐的態度是絕對的。“事上煉”要求凡事都不應該紙上談兵,應該真真切切去踐行,從實踐中得到真知,從而處處做到“知行合一”。有關于王陽明推崇實踐的思想還有很多,我再列舉王陽明幾個極為重要的學說,供大家理解參考。
“道學問和尊德性”說。道學問和尊德性是《中庸》里的兩句話,“道學問”就是“知”;“尊德性”就是“行”。朱熹認為要先做到“道學問”而后“尊德性”,朱熹更推崇前者;而王陽明則將二者視作一個整體,認為“道學問”就是在“尊德性”,“尊德性”更彰顯著“道學問”,這與“知行合一”的觀點是一致的,相比于朱熹王陽明更推崇“尊德性”,也就是“行”的力量。
“博文約禮”說。所謂“博文”,是指通過博覽群書來探究天道,而“約禮”是以傳統禮法來約束自身行為,從而不失天道。朱熹認為,君子要做到博文,就要多讀書以求得天道,之后再將天道用于實踐,朱熹傾向于先博文后約禮。王陽明則將博文和約禮視作一個過程,博文即約禮。王陽明認為博文就是從具體事情中學習存天理,因為天理就是內心,存天理即為約禮。他將博文視為約禮的一個過程,強調要注重約禮,用傳統禮法約束行為規范,在約禮中感受理解博文的含義。
“立誠”說。王陽明將“誠意”作為《大學》之根本,只有“誠”才是主導實踐的理念,這也暗示了陽明心學重視實踐過程的宗旨。
“立志”說。在王陽明看來,只要“立了志”,就不需要再去考慮是否努力實行或者能否取得成績,因為一旦“立志”,就會在“心”的引導下,自然而然的朝著目標努力,當然也就會取得成果。王陽明主張“本體即功夫”,“本體”就是“心即理”,“功夫”也就是“實踐和體驗”,王陽明提出何事物都要經過切實的實踐,實踐出真知,真知需要實踐檢驗,極力強調身體力行在做學問中的作用。王陽明將立志與行動合為一體,統稱為“立志”,所以說,“立志”說也體現著“知行合一”的思想。
致良知。關于“致良知”,討論四個大問題:“良知”說的創立與發展,“致良知”的內涵,良知“五論”和陽明心學四句教。
“良知”說的創立與發展。王陽明創立“良知”說,是在四十九歲(明正德十五年)回歸南昌之前,位于江西省贛州府的時候。其實在王陽明龍場悟道四五年之后,他就開始不斷的總結自己的思想,慢慢的將其歸結為良知的范疇。不過在當時良知一詞在王陽明的腦海中還是模糊的,直到他五十歲之際,他才大膽的向他的學生談及“良知”說,而等到他五十五歲的時候,王陽明對于“良知”說已經變得非常自信,這正是歸結于他的思想學說已經趨于成熟和完整。但為了避免他的學生和后人直接套用“良知”說的內涵及思想,王陽明在“良知”前面加了一個“致”字,要求他的學生及后人必須身體力行去實踐,不能學死書,不能直接套用“良知”說的內容,這就是“致良知”。
“致良知”的內涵。何為“致良知”?致是喚起、踐行、擴充、達到、實現等類似的意思。良知就是良心,也叫善心,良知是心之本體,即天理。致良知的意思為再現內心的善,跟隨著良心去做事。這個解讀是建立在流傳下來的古典書籍的記載,但是現在的諸多學者根據有關陽明先生的多方著作,總結了現代背景下良知的本質,而不僅僅是從表面上看到的東西。良知本質:它應該是人類文明代代積淀下來的智慧、道德與靈性的自覺,它是內在的光明,可以引導我們成長,建立人生的格局。且良知人人具有,個個自足,是不假外力的內在力量。我自己本人對良知有一個淺顯的解讀,良知可以理解為每個人內心不由自主的善。不由自主的行為常常是人的天性所致,那么不由自主的善就是內心最原始的良心,也就是良知。
良知五論。一論:良知與禮——王陽明認為,禮法用來教化百姓,改變世風,是不可或缺的,但不應該盲目遵從古代禮法,而應該順應時代變化。在良知的規控之下,合理遵從禮法,這樣才不失人情,修得和睦。二論:良知與太虛——王陽明認為,良知同北宋大儒張橫渠講的太虛一樣,是宇宙的本體,道德的淵泉。日月風雷山川民物,皆在太虛無形之中發作有形;良知亦是如此,縱使無形,依舊是指引我們正確前進的明燈,引導人們道德規范的核心力量。三論:良知與聞見——王陽明一直強調一句話,多聞多見亦是致良知的修行。其實就是深化以良知為體、以聞見為用的體用一源思想(體,即本體,是良知;用,即是行;故實為知行合一)。四論:良知與思索——不要用私欲安排思索,要用良知安排思索,思索是良知(即天理)的明覺發用也就是良知的一種實際表現。良知指引著思索,思索反映著良知,在這里思索與良知是合一的,是一體的。五論:良知與機詐——王陽明認為,只要相信自己的良知,努力致其良知且不欺騙,就能達到至誠的境界,就可以做到萬事皆明,獲得更高的認知,自然也沒有不知道的事,也就不會被別人欺詐了。這一切的根源都要在于依靠良知的指引,學會致良知。
陽明心學四句教。無善無惡心之體——這是“世界觀”。“無善無惡”實際上是一種極高的境界,并不是通常理解的沒有善惡,它的本義其實是“至善”的意思,是絕對的善。要想做到至善,在陽明心學看來,首先要做到心外無物,清空自己的內心,還原最真實最純真的自己,以一種開闊豁達的態度面對社會面對世界。你的內心要是想承載萬事萬物,就必須先空掉自己的執見,這樣才能包容萬千。有善有惡意之動——“人生觀”。“有善有惡”就是良知發現,當良知發現,良知的本質不是簡單的良心和道德自律,而是人類文明代代積淀下來的智慧、道德與靈性的自覺。它是內在的光明,人的光明一旦發現,它會引導你走向一條圣人之路。人生觀就是解決我與我的關系。知善知惡是良知——“價值觀”。知善知惡的標準來源于良知,來源于知行合一,來源于事上煉,不能躲避,碰到事情要敢于做出自己的抉擇。陽明心學很推崇執行力和行動力,在行動和執行下發現自己的良知之心。“宸濠之亂”的時候,王陽明敢于冒著違抗圣命的危險,只身應敵,這是一種何等的氣魄,這就是知善知惡,這就是優秀價值觀的體現。價值觀就是我與他人我與社會的相處智慧。為善去惡是格物——“方法論”。反映在王陽明的學說中就是知行合一,事上煉,強調實踐。王陽明很推崇在磨練中進步,非常不愿意他的學生直接借鑒和引用他的思想主張,要求他的門人弟子必須通過自己親身體驗來獲得真知。王陽明創立的心學和“致良知”,是他幾十年磨礪和苦難的總結,他生平很少著書,原因就是不想讓后輩直接抄襲而不愿意身體力行。所以王陽明一直強調身體力行的為善去惡,在實踐中獲取人生智慧。
陽明心學是大智慧,不是簡簡單單就能夠吃透的,學海無涯,學無止境,路還很長,腳踏實地向前走,加油!